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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问”到“四不问”

发布时间:2014-06-25 16:06   作者:张九先   [字体大小: ]

    从1984年北海列入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到现在已经30年了。30年间北海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发展的探索和实践都再一次证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体球网,足球比分网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论是问题导向、经济牵引、全面深化、目标设定等方面都切中时弊,特别是《决定》提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虽仅是从过去“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两字之改,但字字千钧。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看着《决定》,我回忆起了北海开放开发初期围绕“市场”这个认识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深深感到唯有改革才是推动北海开放开发的强大动力,改革是北海今天以至未来不断发展的强大引擎。
    一、问题倒逼改革:又不松绑又不放权的“四问”阻碍了由市场配置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这个论断充分表明了党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鲜明立场。当年北海开放开发就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攻坚克难的经历:1992年,乘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北海踏上了改革开放快车道,由过去一个默默无闻的海边小城变成了世人瞩目的投资热土。那期间,我先后任中共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在工作分工中,分管建委、农委等十八个政府直属部门。当时的形势是北海进入到了开放开发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刻。回顾过去,北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历史上曾一度辉煌。然而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数次错失机遇,有没能跟上发展节拍的教训;环顾现在,可以说成绩很大但困难不小,虽构建起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框架,但和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相比,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社会发展都较为落后;前瞻未来,机遇仍存但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力度不大,观念的滞后影响用足用好政策。当时存在一种现象,市委、市政府已讨论批准了投资者开发北海、建设北海的项目,但却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落实。立了项的发展规划,往往不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在调研中发现了问题的根子,有些部门受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政策条文束缚,对外引内联工作制定了个“四问”的规定,这“四问”是:问项目是否可行,问资金来源是否可靠,问有无上级主管批文,问有无年度计划。这些看似必要但无实际意义的“问”增加了办事难度,致使很多改革措施出台即遭“梗阻”,好好的事办不成,反倒把投资者吓跑了不少。1992年初,哈尔滨一家企业来北海投资,有关部门调查他们的资金来源,该企业因不愿说就无法领到执照;湖南一家私营企业到北海投资,竟因无上级批文就被拒之门外……如此这般的做法令投资者对北海望而却步。“四问”不顾市场规律,背离时势发展趋势,到了阻碍北海开放开发的地步。能不能冲破这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敢不敢挣脱观念和体制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摸石头”、“越雷区”敢闯敢试敢冒的促进北海开放开发,关系到北海进一步开放开发的全局,决定着北海开放开发的成败。我作为市委领导集体的一员,感到对这一些“问”,必须“破题”,突围。现实 “逼”我们要用一种改革精神杀出一条血路,解决这些问题。
    我多次在会上陈述“四问”对北海整个改革开放开发大局的阻碍,提出自己摒除“四问”之害的依据和想法:
    第一是“问项目是否可行”。按客观规律,这要看项目能否为企业带来效益,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的,都在可行之列。按改革的思维,凡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发挥得好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能明显提高的项目都是可行的。
    政府作为资金引进者,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和提供信息,帮助其选择较好的项目,但不应代替企业评估“可行不可行”,更不能利用权力强制企业只能上这个项目而不能上那个项目。政府有执行产业政策的责任,但是政府的主观愿望都要受市场制约,政府要主导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通过“让市场说话”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第二是“有无年度计划”。计划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的,它的意义在于使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其中“秩序”的落脚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比原来计划快了,引进资金、项目比预计的多了,计划就要随之改变,否则便影响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非公有制企业的创业、创新。宁愿死盯“计划”,不惜牺牲投资项目,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也造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的“挤出”效应。按经济规律,计划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而改变。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业出局,要通过市场竞争作出选择,而不能让计划框死。
    第三、第四是“问资金来源是否可靠”、“问有无上级批文”。按市场决定机制的思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资金和项目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干预。问投资者上述问题纯粹是 “婆婆思维”作怪。我们需要的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审查和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来进行。你这一“问”,问不来市场活力和资金的涌入,结果只能是让投资者产生不信任感,最后撤资到其他地方。一位投资者对我说:“我们拿钱到你们这儿搞建设,你们还要问资金从哪里来的、上级批准没有,我们心里不是滋味。”听了这些话,我作为分管市领导,深感做成一件事之难,攻坚克难、改革是唯一的利器。
    二、改革要在探索中推进:改“四问”为“四不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当年的同事们听了我的陈述,大多赞同和支持我的意见,肯定“四问”阻碍市场化进程,影响资金引进,是阻碍北海发展的绊脚石。在实践上,先行、先试,改“四问”为“四不问”,即:不问投资项目可行不可行,由企业自己论证(污染项目和违禁项目除外);不问资金来源,只要能迅速到位;不问有无上级批文,只要有诚意来投资;不问有无计划,只要肯上项目。“四不问”牵涉改革方方面面,在实行中我们全面考量,协调推进,先是把“四不问”作为“外引内联”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全市“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大会上宣布,随后在计划、工商、规划、城建等部门组织实施。这些改革措施施行后很快收到效果,“超常规发展北海、用改革精神促进开放开发”成为全市共识。在探索中推进改革的大胆构想,促使一系列创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提出“所有投资者都是北海主人”口号,在简政放权上,赋予各开发区招商和社区管理职能,让他们在不违背城市总体规划前提下自我招商,自我开发;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技术水平、投资规模、项目选择、速度效益方面的竞争。这些体现“打开大门,欢迎投资者”的改革措施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一时间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1992年当年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北海热”。这一年,外商投资项目246项,投资额8.6亿美元,国内各地到北海市兴办内联企业3785家,注册资金148.6亿元。 1993年,尽管遇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全市国民经济仍然保持增长势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8.9%,乡镇企业总收入比增150%,农业总产值比增19.2%;全市审批“三资”项目545个,合同投资总额36.35亿美元,审批内联企业2606家,注册资金88.94亿元。两年多时间,北海引进内外资企业4500家,内联企业注册资金149亿元,外资企业合同资金额4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批人才百鸟投林般涌入北海,市区人口由1992年的20万人增长到1993年的49万人。由于内、外资及人口涌入,突破了北海原来的规划和布局。为了顺应时势、市委在1993年制定“一二三四”战略:即一个中心:市区;两翼:廉州和铁山港;三区:铁山港大工业区、涠洲岛综合开发试验区、南流江下游农业综合开发区;四带: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带、市区至廉州工业带、廉州至山口乡镇企业带、沿海滩涂养殖带。城市规划由市区一个点扩大到市区、廉州、铁山港三个点,规划面积由48平方公里扩大到300平方公里,并迅速筹办建立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保税区、中心商贸区、铁山港工业区、北海工业开发区及涠洲岛、星岛湖旅游度假区,北海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城市大发展,生活更美好,是北海人的期待。过去曾有多次机遇,都因没有抓住而错过,搭的是“末班车”;这次,真正抢上了“头班车”、成为那一轮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沿海开放城市。
    “四不问”有力推进北海城市开放开发的实践引起广泛注意,新华通讯社《经济参考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专稿赞“四问”改为“四不问”为“解放思想去框框”;《中国青年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文:“四问改为四不问,外引内联路上北海撵虎”;《广西日报》两次在头版介绍北海改“四问”为“四不问”的具体做法和收效。《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西南工商报》等很多有影响的报刊都辟出重要版面推介北海开放开发“四不问”经验。1994年,市委把“四问”改为“四不问”作为全市改革的重要经验加以总结,并写进当年的市委工作报告。这些都为促进北海开放开发,提升城市知名度、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从“四问”到“四不问”,实现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从“四问”到“四不问”这一综合了观念、政策改变的“问”和“不问”施行并产生效果后,我自己做了总结,首先一条就是从“四问”到“四不问”,我们多做了什么没有?回答是:没有!我们不仅没有多做一件事,恰恰是少办了四个手续,“少办事”而又实现“多干成事”,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我后来写了一本名为《逐潮集》的书,在书中“改革是开放的先导力量”一节中谈到根由:第一、政府不能管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政府对企业干预越少,企业越是由市场引导就越有生命力。第二、按照计划经济制订的许多规定是市场经济的桎梏。减少政府干预过多和服务不到位问题、解放了市场,打破了桎梏,这才能使有“优越区位”价值的北海产生巨大吸引力。第三、“四不问”解决了体制机制中妨碍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积极性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实行“四不问”,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了良好环境,这一改本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回归和尊重。“四问”改为“四不问”的整个探索实践过程再一次证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多么适时和正确!改革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我们务必在执行《决定》过程中探索新路,拓展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度和广度。
    弹指一挥30年过去,我钦羡现在的人们有了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又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好的《决定》,又有了全面深化改革这么好的措施,这些都必将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也必将为北海经济和社会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写于2013年11月
 
 
 
    张九先:时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中共北海市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共广西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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