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海洋精神与当代意义探究

——以北海客家为中心

刘道超  练必荣[1]

内容提要：客家的“海洋精神”，包括：不畏艰难险阻、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精神，超强的适应力，巨大的包容力，无穷的孕育力与创新力，宽阔的胸怀与崇高的精神，以及坚强与坚守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精神，曾经支撑客家族群创造了生存、发展与民族和谐众多方面的奇迹；研究总结并弘扬这一精神，不仅对客家族群本身，乃至于国家的发展，人类和谐共处理想社会的建构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客家    海洋精神      北海    广西

曾有学者指出，客家人的身上天生地具有一种“海洋精神”。[2]但这所谓的“海洋精神”究竟包含那些内容？它们在客家族群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什么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同时又充满冲突与矛盾、动荡不宁的格局中，这种精神又具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则未见论述。

    讨论客家族群的“海洋精神”，首先要明确“海洋精神”到底应该包含那些内涵：

大海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具有无穷的孕育力与创新力；

大海辽阔无垠，蕴藏着无限的宝藏，乐于付出不计回报，具有博大的胸怀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大海广纳百川，成就其无穷之大，具有无比强大的适应力、净化力与包容精神；

同时，大海又极其险恶、暴躁、神秘、变幻无常，对人类有巨大的挑战性，绝对考验人类的意志和力量。因此，大海又是不畏艰难险阻、坚毅勇敢、敢作敢为精神的象征。

此外，大海必有礁石、岛屿相伴。大海的一往无前，与礁石、岛屿的坚强、坚守相应，也应该是海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理解，所谓的“海洋精神”，至少应该包括这几种内涵：1、不畏艰难险阻、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精神；2、超强的适应力；3、巨大的包容力；4、无穷的孕育力与创新力；5、宽阔的胸怀与崇高的精神；6、坚强与坚守。

众所周知，客家以山居、农耕文化为特色。北海则不同。今北海60余万客家人，多数滨海而居，其中不少就住在四面环海的海岛之上，以“海耨”为生。北海客家是海内外少有的“滨海客家”。故本文以北海客家为中心，旁及广西客家的相关史实，探讨客家族群的海洋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与意义，希冀对客家历史文化之研究、客家社区之发展、国家之强盛与人类社会之和谐有所助益。

一、不畏艰难险阻、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精神

   说到大海，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大海的凶险、狂暴与神秘莫测。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骤起，掀起滔天巨浪，而当海啸发生之时，更是势不可当，人，以及由人类构建的物质，一概扫荡无余。面对大海的巨大威力，人类只有感叹自己的渺小。因此，“海洋精神”让人想到的，首先就是不畏艰难险阻、坚忍不拔、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客家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十分杰出：一是不屈从环境，不满足现状，勇于追求幸福生活——表现为不断的迁徙；二是敢作敢为，敢为人先，不达目的，永不罢休，人称“硬颈精神”。

与大多数中国人安土重迁不同。客家人也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眷恋故土，但若因各种原因，譬如异族入侵、匪患频仍地方不宁，或遇灾荒，或因家乡土地过于逼仄，使故土不再宜居，如此之类，客家人就会想到外迁，并付诸行动。由此产生动人心魄的五次（或说六次）大迁徙。开始时，主要是因为外力逼迫而被动外迁。明清以降，“则主要出于谋生，并在农业、商业、手工业和采矿业等行业从事开拓，以自发性的经济移民为主。”[3] 即从明清开始，客家人由前期的被动外迁，变成主动的外迁，为谋求更大发展而迁。

譬如广西。唐宋时已有客家徙居，多数是在明清时期，从福建至广东，沿西江逆流而上。除少数人经过长途跋涉一步到位之外，多数是几经辗转，“蛙跳式”前行，历尽艰辛，最后才定居下来，散居广西各地。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何况是举家迁徙，前途未卜，扶老携幼，其艰难与困苦，今人难以想象。不论渡海，抑或陆移，都是如此。

一位渡澳客籍乡亲回忆说：“当年南中国海上流亡之际遇，幸蹇各殊，不一而足。有航行五七日到达彼岸者，有漂流数十日饥渴而死者，有遇风涛沉船而合家葬身鱼腹者，有遭遇海盗奸杀而沉冤海底者。甚至水尽粮绝，在求生本能下噉食尸体者，亦间有所闻。总之历劫之惨，绝后空前。”[4]

陆路迁徙的艰辛与惨烈之程度亦不比渡海逊色。诸如：迁徙途中遇盗匪打劫，老弱不堪旅途而疾病死亡，或因子女过多而年幼，无法关照而遗弃，其甚者易子而食，亦间或有之。[5]

外迁之路如此艰辛，生死未卜，并且即便幸存下来，也不一定飞黄腾达。为什么客家人还要如此执着地向外迁徙？为什么会“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灶炉”？为什么甘于困守家园者被讥讽为“灶下王”？为什么当年渡洋赴新加坡与南洋各地的客家人，甚至喊出“饿死不如浸死”[6]的豪言壮语？黄、刘诸姓更是以“任从随处立纲常”为族训，[7]鼓励子孙主动迁徙，寻觅理想的拓展空间。凡此种种，表明客家人身上具有一种不甘现状，不屈从压力，勇于追求，为了拓殖发展，“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为了追求更加光明的未来，哪怕死在途中，也要奋力一搏的精神气质。

其次是敢作敢为，敢为人先，不达目的，永不罢休，人称“硬颈精神”。这在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均有大量表现。

在政治上，宋末之文天祥，明末之袁崇焕，清末之孙中山，以及洪秀全，黄遵宪，叶剑英，无一不是敢作敢当，敢为人先，敢干斗争，不怕失败，不达目的，永不罢休。其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至今令人荡气回肠。

在经济上，也是敢作敢为，敢为人先，敢于涉足常人不敢干的行业。世人常说：“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洲人占埠。”客家人每每充当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拓荒牛”。有无以计数的荒野、村落、墟场，为客家人开辟。解放前，广西南部的合浦、中部的柳城、宾阳等地，以及湖南的浏阳等客家聚居地，均以烟花爆竹为重要产业——敢于在肖烟火药的威胁下找机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陆川客家的风炮补胎，一度风行天下。北海合浦客家人的建筑承包，亦一马当先，不仅驰骋广西，更活跃于整个中国。纯客家的合浦县公馆镇，更是在工商业的发展中，以建筑承包、水泥、烟花爆竹等生产为龙头，诸业并举，长期执合浦县经济之牛耳，对合浦县经济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超强的适应力

“海纳百川”，既是一种胸怀、包容力，也是一种适应力与净化力。

客家人外徙异域，人地两生，面临着极其严酷的挑战，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客家人凭籍毅力与智慧从容应对，很快成为环境的“适者”。

宋元以后，客家人陆续迁徙北部湾滨海地区。清咸同年间土客械斗后，大量战败的客家人迁至廉州合浦沿海一带，更有部分客家人远渡涠洲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又有部分客家人徙居滨海地区。这些被迫改变生存环境的客家人，先以最熟悉的农耕技能求生存，努力垦植。面对大海的风险与诱惑，虽然深知“行海走马三分命”，客家人勇敢地开始了“耕海”的尝试。

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习、实践，不知流了多少泪，摔了多少跤，晕了多少船，喝了多少海水，习惯于山耕的客家人，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耕获财富的技能。他们逐渐学会了挖泥虫沙虫、学会了捡螺捉蟹、学会了织网修网、学会了造船修船驾船、学会了协作，撒网拉网、设钓下勾、近捕远捞，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不折不扣的靠海耨为生的渔民。[8]

对环境的适应，是否善于利用当地资源也非常关键。客家人这方面的能力也非常突出。客家人初到北海涠洲岛，先是利用当地竹木搭建简易竹寮或茅寮。或用当地黄土、砂子与珊瑚石等为原料，夯墙建屋。或炼泥为砖砌墙盖屋。继而以铁钎凿取火山岩石，砌墙盖瓦屋。涠洲岛上没有自然河流，湖泊亦少。客家人利用当地低洼积水地，开垦水田，种植水稻，结束了当地不生产稻谷的历史。

原住民长期在当地生活，形成一套与环境相适的生活方式。客家人虚心向他们取经学习，缩短了与当地环境相适的进程。

在饮食习惯方面，广西客家人爱生吃，嗜“异味”，与当地原住民食俗影响有关。清·黄钊《石窟一征》说：“俗好食鱼生。……吾乡所脍皆鲩鱼，鲢鱼亦偶脍之。”[9]而其根源，乃上古越人“不火食”习俗之遗存。在食材方面，广西客家人“行虫走兽”无不以为食，亦与岭南越人喜食“异味”之俗有关。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载：“僚人，……以射生食动物为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10]卷六载：“深广及溪洞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11] 今桂北龙胜县及桂西北等地的客家人，仍以“鱼生”为美味，宴客必设之。合浦客家人爱爆炒或油炸笋虫、蜂蛹等物，亦有此遗意。

在人生礼仪方面。客家人入桂后，吸纳了当地越人“用槟榔为聘”的婚嫁礼俗。早在宋代，岭南“蛮僚”已有此俗。至明清时期，两广盛行。明朝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有女之家，初不计财，惟槟榔数裹为聘。”[12] 因为岭南夙称“瘴疠之地”，而槟榔具有下气、消食、祛痰的功用。常食槟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客家人不仅像当地人一样平时食用槟榔，亦引为婚聘之礼。

面对人地两生的环境，客家人一方面不畏艰难，信心满满地迎接挑战，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另一方面又虚心向当地人学习，努力缩短适应的过程。当然，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是有选择的，如同大海的净化功能，既吸收有助于自身肌体的营养，又有效保持族群文化的独立与完整。

三、巨大的包容力

大海的广袤无垠，成为胸怀宽广的最佳象征；大海的广纳无拒，为世人塑造了接纳与包容的理想典型。而宽阔的胸怀与巨大的包容，正是形成海洋既浩大无垠又和谐统一的根本原因。

客家是一个因迁徙而形成的族群。客家人迁徙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更理想的生存空间，因此，这是一种“良性的迁徙”。为了尽快实现“在地化”转化，达到和平拓殖的目的，客家人在增强文化认同、增加自信的同时，更以大海一般的胸怀，对当地族群及其文化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尊重与巨大的包容。主要有：

其一，尊重相邻各族，参与并选择性吸纳他族习俗。

“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13]是汉族与其它民族或族群交往互动的优良传统。客家人是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的最佳典范。客家人常挂在嘴边的“入乡随俗”，本质是尊重当地民族，包括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客家人迁徙至广西之后，与原住民交错杂居，积极参与原住民的各种节庆活动，如瑶族、壮族的祭盘王，仫佬族的祭依饭公，壮族的抢花炮、岁时歌节等。选择性吸纳当地人的特色饮食，其中一些习俗后来成为客家民俗的有机部分。如在丧葬礼俗中，部分客家人接受了当地越人“买水浴尸”之仪。

买水浴尸为南方古越人习俗。《桂海虞衡志》载：“亲始死，披发持瓶瓮，恸哭水滨，掷铜钱于水，汲归浴尸，谓之买水。否则邻里以为不孝。”[14]客家人南迁后，逐步认同了这些习俗，并加以汲纳。[15]

客家族群还巧妙利用当地习俗改善与当地人的关系。如桂平市蒙圩镇客家的四月社习俗，源自当地壮族四月做社敬虫王古俗。从四月初三到十二连续十日，当地各村屯依次做社敬虫王。每至其日，做社的村屯热情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吃社”。甚至与主人根本不认识，只要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主人同样热情接待。客家人迁入之后，利用这一习俗，一方面主动前往当地村屯“吃社”，借以沟通感情；另一方面亦自己做社，并热情延请当地居民吃社，甚至强行将过往的当地人拉入席中！因“吃”而相互了解，拉近距离，使客家人较快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很快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起来。[16]

其二，包容、尊重他族的宗教信仰。

人际交往有一规律：越是对交往对方所爱或所崇拜的东西表示真诚的欣赏和喜爱，越容易产生共同语言，获得对方的接纳。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是各民族最为神圣的世界，客家族群不仅尊重他族的信仰，不触犯其禁忌，并且真诚地“进庙拜神”，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族际交往法则。

广西客家俗语说：“进屋要问人，入庙要拜神”。迁入广西的客家族群，不仅敬奉原住民所信仰的神灵，如盘王、依饭公、花婆等。很多客家人在聚居地敬供盘王。甚至在原住民离开之后，仍然敬奉不辍。比如博白客家社区，原为壮族先民百越的居住地，有很多称为“盘古”的社坛。当原居民迁离该地之后，客家人不改其名，不变其俗，四时依礼祭祀，至今不断。[17]无怪乎客家族群能够得到原住民的接纳。

有学者认为，族群交往中的“入庙拜神”，不过是多烧几柱香，求其福佑，并无深意。窃以为不然。这一行为在本质上是对他族宗教信仰的尊重，体现了客家族群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胸怀。

尊重、包容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还包括吸纳他们的民间信仰因素，创造新的信仰。如闽西的定光佛信仰，即吸收了原住民的树崇拜信仰、鸟崇拜信仰，以及巫道等因素。[18]东南亚客家人的“大伯公”称谓之“大”，亦源自当地马来语。[19]

其三，采用对方语言与之交流。

昔日孔子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说话态度，这是孔子为人处世的智慧。[20] 客家俗谚说：“入山随曲，入乡随俗；”“到麻介（客语“什么”之意）山头唱麻介歌”；“同麻介人讲麻介话”。甚至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广西客家人在与他族交往之时，习惯于先观察或试探对方所操语言，然后马上改用对方的语言与之交流。这既是对对方的尊重、包容，也是与人相处的智慧，双方更容易交流，拉近距离。因此，广西的客家人，大多能够熟练掌握好几种语言（如粤语、平话、桂柳话、壮话、瑶话、苗话等），能够根据交往的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这与闽、粤、赣集中居住的客家人只能操母语的情况有较大区别。

其四，以礼待人，以诚立世。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客家人严格恪守的古训。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21] 广西客家俗话说：“过门就是客”。意谓即便是住在隔壁的人，进到家门，也要热情招待，不可怠慢。

客家人由异地迁来。初来之时，人少势孤，故最注重以信用和真诚处世，以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许多家族将“诚信睦邻”载为祖训。北海陈氏第八世祖建业公八十岁时留下嘱咐：“首以耕读治于家，次以忠恕行于世；兄弟须当友爱，宗族务要和谐。”[22]“忠”为忠诚讲信用；“恕”即为包容、宽容，宽厚待人。广西客家人常说：“假是自己做的，面是人家给的”。意谓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只有真诚讲信用，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重，颜面有光，立足于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以诚信赢取当地人信任成功立足的事例。

如广东兴宁人刘弼一，乾隆年间迁入马平县基隆村，当地人排斥他，不但不卖不租给他田地，还不时前来偷窃，意欲将其挤走。刘弼一始终“敬而无失，恭而有礼”，依靠饲养鸡鸭开基立业，最终让当地人了解其忠厚善良，“让卖田地”， 成功立业。[23]

其五，尚和睦邻。这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处世原则。经历坎坷由外迁入的客家人则更为信奉，更能体会“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斗则两害，和则两利”的道理。自觉以“和”为持家与处世的原则。在人际或族际交往之中，以“和”为贵，以“忍让”为先，创造了不少类似“吃和合酒”、“做和合朝”的良俗。[24] 即便是因为某种原因发生族际械斗，最后也能够通过自律实现和合。如贵县“土”、“客”双方在经历了咸丰年间的大规模械斗之后，共同订立了《来土既和章》，决定“以前互相杀死，并抢掠牛马及焚毁房屋各件，两造概行解释，罔念前仇。”[25]

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26] 爱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爱引起爱，尊重引起尊重。入桂客家人凭借对他族宗教文化的尊重、包容，以及对他族他人的谦和、热情有礼与诚信，最终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与接纳，构建起良好的族群关系，成功立足并迅速发展。

四、无穷的孕育力与创新力

大海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为生命的诞生、进化与繁衍提供条件，具有无穷的孕育力与创新力。

客家人在孕育力与创新力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

在传统社会，人口之多寡与竞争实力往往呈正比例关系。客家作为迁徙外来族群，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对生存环境的影响尤其巨大。因此，客家人要比其它民族或族群更注重人口的生产与增殖。

客家人的人口增殖可分为社会孕育与自然孕育两大方面。前者指运用社会手段实现人口快速增长，后者指缔结婚姻自然生育。两方面的努力成就都非常突出。

一旦客家人经过前期考察落足某地，立即通过血缘、地缘、业缘、善缘等多种路径，引亲招故，使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以提高竞争实力，改善生存状况。这是客家人通过社会手段实现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基本模式。各地的侧重可能有所区别，或诸招齐上，或偏重血缘、地缘，或偏重业缘、善缘，但差异不会太大，并且成效均比较显著。如桂中柳城县龙头镇龙头街，清朝咸同年间，刘氏传嗣公兄弟三人溯西江、柳江而上经商，见龙头墟发展机会与风水俱佳，即返老家（广东信宜）与众弟兄商议，决定迁徙创业。先是兄弟七人（房），继而将同宗三代以下族人一起鼓动前往，再动员老家姻亲与其它姓氏同乡，其它客家人亦以亲缘或业缘等关系，相继汇聚，使龙头墟在短短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占90%以上，形成一个非常理想的生存发展基地。

至于通过婚姻自然生育，客家人与其它汉族民系无大差异，即都竭力追求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并且重男轻女意识较其它民系更为突出。在这方面，客家人有两个现象值得一提。

一是在祖先崇拜中，客家人似乎更看重“祖婆”。客家人每迁徙到一个地方，或是随身携带祖先遗骨，或是定居后再回祖地搬迁父祖骨殖，择地安葬。相比而言，客家人往往将最好的风水宝地留给“葬好了添人丁”的祖婆，而不是“葬好了发财”的祖公。[27] 同祖诸房分居各地，各房更愿意选择祖婆迎葬。

二是客家人比其它民系更注重风水。不论阳宅、阴宅，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少人主要就是奔着选择风水宝地而迁徙的，至少是在决定定居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并且不论阳宅阴宅，都充满着生殖的内涵或寓意。其奥秘之处在于——不论传统现代科学对传统风水术如何评价——事情的结果，是客家人后来的人丁发展，普遍比较兴旺，以至于原住地很快出现人多地少，而不得不再次分迁的情形。如果说南方更利于生育，[28]但南方并非仅客家人聚居。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生命的孕育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但客家人的创新精神远不止此，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展现。譬如：

在政治方面，有太平天国洪仁轩的《资政新编》，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在军事方面，有明末袁崇焕的文人抗清，迫使清军不得不采用最卑鄙的离间法去除心腹之患；有太平天国杰出将领冯云山、石达开、李秀成；抗日爱国将领李天佑、陈铭枢；共产党名将叶挺、叶剑英等；

在经济方面，有“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张弼士，爪哇笠旺垦殖公司的创办者张榕轩，领带大王曾宪梓，获得小行星命名殊荣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田家炳等；

文化方面有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丘逢甲，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罗尔纲，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等。

这虽是挂一漏万式的例举，然无一不在相关领域充满创新精神与智慧。

五、宽阔的胸怀崇高的精神：崇尚忠义，胸怀祖国

地球表面的70.2%为海水，陆地所占比例不足30%。从月球上看，地球就是一颗蓝色的水球。所以，大海一直以其广袤无垠成为胸怀宽阔、坦荡、不计回报、乐于付出、精神崇高的象征。

从族群整体看，客家人有浓烈的道德价值取向。他们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他们崇尚忠义，讲伦理、重道义、好学问、守礼节。客家人重感情，重义气、重承诺，可以生死相托。在崇尚忠义的精神支撑下，为追求人道与人性的升华，客家人可以摒弃一切功利，超越物质世界，甚至超越死亡。

当国家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客家人勇于挺身而出，以忠勇救国难，演出一幕幕“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壮剧。宋末有文天祥起兵勤王，明末有袁崇焕只身扶危，清末有孙中山倡建同盟会反清。抗日战争时期挺身而出的客家将领更是不胜枚举。而长期传承于粤东民间的“太阳生日”习俗，也是“借太阳生日之名，行纪念明朝崇祯帝之实”，表达了客家人忠义爱国的情怀。[29]

在义利之辩上，客家人“重义轻利”，与潮汕人的“重利轻义”、广府人的“义利并重”明显不同。这一重一轻，既展示了客家人的价值取向，更体现了客家人气度、胸怀与品格。虽然在赚钱或财富之积累上可能会不及他人，但客家人活得更坦荡、更潇洒，更自如，也更有风采。

     六、还有一种精神叫坚守

“海上无顽石，哪有好浪花。”深处大海之中的礁石、岛屿，一任狂风恶浪，甚至是惊天海啸，依然屹立不动。表现出无比的坚强，及其对自我的坚守。客家人在面对来自异地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时表现出的坚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固守，与此精神极其吻合。

客家人由祖居地向异地迁徙时，每每背负祖先骨骸（或族谱），或者是随带祖居地社坛香炉或香炉灰。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固守，是一种文化自觉。因为，在祖先骨骸或族谱上，承载着祖先的嘱托与精灵。而客家祖先的嘱托与精灵，不同姓氏虽然有所区别，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处世原则，诸如在家要孝、慈、出门须忠、恕之类。土地社坛所承载的，就是客家人对天地自然之崇敬与感恩。而祖先崇拜与土地崇拜，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民间信仰的两大支柱与核心。[30]

客家人从中原辗转迁徙至南方之后，始终不忘其祖先曾为中原世族之光荣，即便原系部曲、家仆，或出身低微，亦认同其曾经依附的主家或同姓世族。客家人将家族历史中曾经的辉煌与成就，汇为郡望、凝为堂号、著为堂联，张贴于祠堂与住宅门楣，岁时更新，时刻不忘。这不仅是客家族群增强自信、自我激励的重要路径——祖先行，我也行；更是对客家族群人格与处世风格的自塑手段。因为，“世族”亦称“士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族”不仅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更是“弘毅”，肩负道义责任之象征。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1] 所以，客家人对郡望的强调，对祖先历史辉煌之宣扬乃至一定程度的虚构，在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与士大夫精神的坚持与固守。

还有，客家人对“祖宗言”的坚守——“宁丢祖宗田，不卖祖先言”；以及对“三代旧俗”[32]的坚持，包括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神伯公、门神、灶神、井神、木石诸神的崇拜，本质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正因为客家族群对传统文化与士大夫精神的自觉传承与固守，为自己构筑起坚如磐石的精神根基，最终得以成功抵御来自迁徙地各种力量的巨大冲击，使以客家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旗帜始终高扬不倒。[33]

七、客家海洋精神之由来与当代意义

海洋精神背后的力量之源是不屈的意志与不懈的追求，海洋精神是客家族群的力量之源。应该说，客家族群的海洋精神及其表现是充分而坚实有力的，它对客家形成、发展以及各方面成就之获取，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问题是：客家族群的海洋精神从那里来？因何而如此强固？窃以为，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成为整个族群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根本特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34] 在这一方面，客家族群较之其他族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客家人的敬宗崇本，包括心怀故土、崇敬祖宗、“以郡望自矜”、注重修筑宗祠、编撰族谱等方面，表现得极其突出。这些行为体现了客家族群对自己文化的强烈认同与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客家族群在迁离祖居地之后，能够自强、自立，既与周边族群和谐相处生存发展，又能够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精神之根。[35]

其次，我国独特的宇宙创生观与民间信仰的独特性质，使我国文化与民间信仰具有包容性之显著特征。我国古代的宇宙创生学说，以老子“道生万物”，[36] 与《周易》“太极生两仪”为代表，[37] 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总其成。[38] 认为天、地、人、万物同出一源，都是由“道”、“无极”、“太极”不断裂变、演化而来的。这一宇宙创生说，与近代以来宇宙演化、人类进化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先哲还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9] 及“和而不同，同而不和”[40] 的通达见识，肯定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度，容纳不同意见或文化，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当民众从祖先崇拜中获得精神归宿的满足之后，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民众建构、维系并重构现实与未来生活的希望。[41] 因此，在传统社会，不论国家，抑或民众，均能以包容的心态对他族的文化与宗教。由于客家族群更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故其胸怀更宽广，包容力更强、更突出。

其三，客家族群独特的形成过程——通过迁徙而获得生存、发展，使客家人比一般人更加明白“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从传统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一旦遇到人力无法改变的环境变故时，更容易采用迁徙之法，最终使主动迁徙成为整个客家族群的行为特征，比其它民族或族群更具行动力。

其四，客家人始终高扬“世族”旗帜，“以郡望自矜”，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客家人“弘毅”、主动“担当道义”的“士大夫精神”。——此即心理学所说，你心中不断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唐代的强盛强化了这种精神，宋代的积弱则激发了这种精神。因此，一旦民族遭遇危难，时代在呼唤，客家人就会挺身而出，舍身救国。

体球网,足球比分网客家人较强的创新能力，已有学者指出。即客家人一方面具有魏晋时期士大夫独立、自由、潇洒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在理学形成时僻处闽赣粤三角地，少受其影响，故客家人没有出现缠足陋习，思想亦少受传统思维之禁锢。

我们今天讨论客家人的海洋精神，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是全面认识客家、推进客家研究的需要，更是促进国家发展，建构人类和谐共处理想社会的需要。

   首先，海洋精神是客家族群形成与发展的力量之源，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不论天空、地面、海洋、岛屿、市场、人才，竞争空前激烈，缺乏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将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海洋精神，将成为中华民族的致命伤。中国当下十分需要开发海洋精神。

其次，由于科学技术与信息的高度发展，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市场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迄今为止，世界仍是矛盾不已，纷争不已，战争不断。统观这些矛盾、纷争与战争之起因，不外利益与观念两大方面。利益之争易于谐调，观念之别则难以沟通。认真总结以客家族群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加以推广应用，在今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各族，只有在认识自己文化、认同自己文化的同时，理解和尊重他族文化，并且认可每一个民族固守自己文化行为的合理性，真诚地平等对待，相互沟通、互补、协调、合作，才能共同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42]

其三，如何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现实当中，既尊重、包容他族文化，与之和谐共处，同时又不迷失自我，能够固守自己的文化系统，维系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并且还能够主动吸纳他族先进文化要素发展自己。

凡此种种，客家族群的海洋精神及其实践，值得作更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