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纪三年(279年)夏天，合浦太守修允(时已调任桂林太守)的部下郭马造反。郭马率军一路追杀，攻入广州，自命都督，号称都督交州、广州军事，并继续攻占苍梧、始兴等地，形势十分危急。孙皓命交趾牧陶璜收复合浦后，率领合浦、玉林诸郡兵马向广州进发，打败了郭马，收复了广州。这是孙吴政权大获全胜的一仗，也是最后一仗。天纪四年(280年)三月，孙皓战败投降，孙吴政权在曹魏，汉蜀灭亡之后，与司马炎西晋王朝继续对抗了16年，是三国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晋灭吴后，撤销了珠崖，并入合浦郡。斯时，合浦郡除了辖珠崖(今海南省)，还辖六县：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今徐闻一带)。六县的区域面积相当于今天的徐闻、海康、湛江、遂溪、廉江、博白、容县、玉林、灵山、浦北、钦州、防城、北海、横县(吴为合浦北部都尉，晋为宁浦属县)。
    孙权治理岭南时期，还有一件重大决策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即以合浦为界划分了交、广二州。
    广州相隔合浦千里之外，两地本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但是，历史的缘分却很亲近。最早搭起这条“缘”之桥的，就是有“中原客家南迁第一人”的南越王赵佗。
    公元前204年，南海郡龙川令赵佗趁秦末战乱兵祸之际，起兵兼并了秦岭南三郡(南海、象郡、桂林)，建立了南越王国，自立为武王，建都于番禺(即今广州市)。
    蜀国王子也派出军队侵入了时属南越王国区域的合浦。合浦此时虽然没有独立设郡，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特别是灵渠凿通，连接了南流江(时称瘴江)出海黄金水道之后，控制了合浦就等于控制了岭南西部。赵佗当然明白这是个要害之处，于是亲率大军西征，到合浦设立了行宫作指挥部。当年赵佗的兵马有多少?缺乏具体的数字记录，据《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记述中称，赵佗在合浦屯兵时，舂谷取米所剩的糠头堆积成山，合浦的糠头山就是因此得名的。赵佗很快就把蜀国王子的军队打败了。赵佗的王宫在番禺(今广州市区内)，行宫在合浦，东西两宫，秦汉结缘。后来，南越王赵佗的王宫在战火中毁坏湮没了，后人挖掘时发现了王城遗址，在遗址上建立了南越王宫博物馆。他留在合浦的行宫后入改为灵觉寺，即今合浦东山寺，成为两广最早的两间晋代寺庙。
    到了三国时期，东吴政权的孙权与曹魏政权的曹操为争夺合浦的控制权，打来打去，难分胜负，黄武五年(226年)，暂时占有合浦的孙权“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这次划分虽然时间短暂便“俄复旧”，但自此后有了“广州”的名称。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又把合浦改作珠官郡，取消了广州。永安六年(263年)，时属东吴政权范围的交趾郡叛吴投魏，第二年，东吴景帝孙休把持不住大局，又将合浦以北划出重设广州。这样就形成了东吴占有广州，曹魏占有交州，合浦夹在中间，时属广州，时属交州的轮换状态(三国承汉制，州辖郡)。宝鼎三年(268年)，东吴末帝孙皓向叛吴的交趾郡发起进攻，此时，曹魏政权已灭亡，交州落入司马炎集团手中，国号为晋，司马炎自立为晋武帝。
    吴军不敌晋军，退回合浦备战。经过一年多的备战，于建衡元年(269年)，吴军就从合浦出师击交趾，向晋军发起进攻，又失败，“退保合浦”。建衡三年(271年)，吴军著名将领陶璜率部再次反击，经过了两次大的战役之后，夺回了交州。此时，交广两州均属吴政权所有，直至吴政权灭亡(280年)。从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划合浦以北设广州到天纪四年(280年)的54年间，以合浦为界划分的交广二州先后在东吴、曹魏、西晋间几分几合，但由此奠定了广州的设置并为后世所沿袭。
    广州城建设选址，也与合浦人文有关联。广州城能明确的选址，合浦名士姚文式功不可没。东吴据有广州时(时称番禺)，名将步骘为交州刺史，合浦名士姚文式在步骘帐下担任幕僚。后来，步骘到达广州任职时，带领一帮部下巡视山川地形，面对广州的肥沃土地，步骘不禁感叹：这真是建立都城的好地方啊!”并向众随从询问谁知道当年南越王赵佗的王宫故址，透露出想在南越工宫故址建州治都城的意思，当时众随从“人莫能知”。只有姚文式准确地指认出南越王宫的所在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则陀宫近是矣。”姚文式还详细的列举了指认赵佗王宫的各种依据。步骘听了姚文式的介绍后，登上高处仔细眺望，并派人四出访寻老者隐贤，证实了赵佗王宫确实是在姚文式指认处，于是就下令勘探城址，遂立城郭，以建州治”，在姚文式指认的地方建筑了一座州治所在的城池，这座城池就是广州城。《南越志》在记述这段历史插曲的时候称广州城能在赵佗王宫故址上建设，文式之功也”。这就是合浦与广州城建的人文之缘。此后，随着广州建设的快速发展，到了南北朝之后，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中心地位逐渐移向广州，合浦与广州又多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之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合浦沿海地区，曾先后发现了众多的汉代陶瓷窑址群。这些陶瓷窑址的文化遗存丰富。
    合浦沿海汉代陶瓷窑遗址有：山口英罗村的三处，廉州老哥渡的二处，廉州镇草鞋村、窑上街的二处。这些汉代陶瓷窑址，大多在合浦沿海，特别是廉州老哥渡和廉州草鞋村、窑上街的汉陶瓷窑址群，则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附近。
    合浦廉州镇草鞋村、窑上街的汉代陶瓷窑址群，位于廉州镇西南的草鞋村、窑上街(今属二街居委会)，紧靠廉州江畔，距老哥渡汉代陶瓷窑址约四公里，距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六公里。据初步勘查发现，共有窑包八处，均未正式发掘。但从群众基建及公路建筑施工中出土的汉代陶瓷残片来看，遗址积淀是相当丰富的。在堆积层中有夹砂陶、彩陶残片，有青白瓷、白瓷残片，也有烧制时窑变的器物。在陶器中既有用金属刻划的线纹夹砂陶，也有彩绘鱼纹和水波纹的彩陶。在瓷器中有青花瓷、器物上绘径枝花纹和鱼纹图案。瓷质精良、瓷胎薄、彩绘精美。在窑址旁还出土有青黑色的绳纹汉砖和布纹汉瓦。
    1956年，发现廉州老哥渡汉代陶瓷窑址二处。该遗址地处南流江最东的一条支流岸旁，距廉州城四公里、距合浦乾体港三公里。因窑包的部分堆积层被洪水冲塌，大量青白瓷、白瓷片及一完整的白瓷罐露出地面。经广东省博物馆鉴定，出土的瓷片和瓷罐均为东汉时的文物。大跃进”年代大办水利时，老哥渡的汉陶瓷窑址被毁。
    山口镇英罗村的汉陶瓷窑址三处，位于英罗港两侧。该遗址堆积丰厚，在窑址附近曾发现彩陶残片及白瓷残片多片，均为汉代之物。
    荷兰一些考古学家曾在爪哇西部的万丹发掘出土一些陶瓷片及器物，这些陶瓷器物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器及沿海出土     的汉青白瓷、乌金陶器的风格、造型、图案极为相似。在苏门答腊出土的夹砂陶、白瓷与合浦汉陶瓷窑址出土的陶瓷器，无论在造型、彩绘或施釉配方上也都极为相似，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更是基本一致。在西加曼丹的三发，曾发现一件东汉初径枝青花瓷罐，从彩绘和瓷质、造型来鉴定，该器物与1956年在廉州老哥渡汉陶瓷窑址的堆积层发现的器物和残片基本是相同的。
    从外国出土的陶瓷器物及在合浦汉墓中出土众多的外国舶来品，及从合浦沿海发现为数不少的汉陶瓷窑址群的出土文物来分析，得知汉代合浦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后，合浦沿海的汉陶瓷窑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出口服务的。合浦不但是丝绸和陶瓷的产地，也是集散地。
    合浦郡境内的古窑址数量庞大，仅今合浦境内就有近三十处。汉代窑群遗址最著名的就是位于今合浦县城西南草鞋村内的汉窑群遗址。该汉窑群遗址于1989年发现。由十多个马蹄窑和多个馒头窑组成。位于穿越合浦县城的西门江入海口支流旁、与古海角亭相隔不远。在挖掘中发现有较厚的汉瓦堆积层及红陶堆积层，同时也发现有较多的汉砖、方格纺板瓦、公母瓦和陶瓷器皿等碎片。汉砖有纹饰。汉瓦朝天面有孔钉纹、背面有绳纹。
    板瓦厚约一厘米，胎质灰白或灰褐。汉窑遗址中还有筒瓦、筒瓦分大小头，小瓦头宽约十一厘米，印有直纹、斜纹。陶片有里衣方格纹、细网纹，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汉窑遗址中还出土了数种子陶罐。距汉窑遗址沿江不远处，有倚江而建的廉州老街，街名为“缸瓦街”。“缸瓦”是合浦方言中对陶瓷产品的总称。至唐、宋年间，合浦的陶瓷业发展迅速，陶瓷产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
    除了陶瓷产品之外，合浦的造船业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周边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廉州府志》记述，清代同治年间，廉州府乾江的乡民在九头岭(原合浦县氮肥厂侧)一带挖土时，挖出了一批木板和方木，其中方木长达十丈。据考证，这些方木就是船的龙骨，此处应是一个造船厂的遗址。可惜的是，当时的乡民觉得“置之无用”，于是又复泥土填之。《合浦县志》也记载，在乾江水儿(原合浦县造船厂)曾挖掘出战国时期的造船厂遗址。而在史料记述中，汉伏波大将军马援征伐交趾叛将时，曾在合浦驻军训练水师，为了使北方籍的兵士能适应风浪的起伏升腾，马援专门在南流江边建了一个造船厂，还专门造了一艘铜船供士兵训练用。铜船湖遗址就在今合浦石康镇。
    秦汉之际，合浦沿海一带就有了船舶航运的记录。《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秦始皇“又使尉(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始皇开通的这条运粮水道，后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海、合浦的造船业发展。又如《史记·平准书》中记“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里的“越”是指南越王国，合浦有南越王行宫，址在今东山寺。从《史记》的这句话中可看出，包括北海在内的“越地”，已经具备了造大船的技术和材料。南越王赵佗把行宫设在合浦，是便于指挥水师抗击入侵的蜀国军队。由此可见，北海、合浦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至于书中记述的“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的楼船，是否也是在北海、合浦建造呢?汉书·地理志》中有“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海上丝路航线记录，但这些船从何而来?其中的“为蛮夷贾船”，说明当时已有外国商船来北海、合浦一带做生意。
    到了东汉，合浦的造船业发展有了文字记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是这样记述的：十六年(光武帝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是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路、通障溪、储粮谷。”合浦等地经过了两年的备战之后，“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之众讨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合浦当时主要的备战任务是“具车船”，其他地方是出入出力出粮草的。马援率师收复了合浦等地后，又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将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徵侧余党”。这二千余艘楼船除小部分是经南流江水路而至合浦的之外，大部分是按光武帝的诏令在合浦沿海一带建造的，这是史书上最早体球网,足球比分网合浦造船业的文字记录。
    三国两晋年间，战乱纷争不断，割据局面并存，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此时合浦却出现了偏安局面，造船业的发展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孙权占据合浦一带时间长，先后达60余年，为了扩张实力，在大力发展航海业的同时，也加强了采珠业的管理。《三国志·吴主传》记：黄武七年(228年)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把合浦改为珠官郡，由此可见孙权对采珠的重视，船只是采珠的主要工具，优先发展造船业成了势在必行的支柱产业。据史书记载，孙权曾一次组织了三百多艘船出海航     行，以示威德，但中途因台风阻滞无功而返。孙权辖治岭南时，主要有两个出海口，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合浦，造船业的布局不外乎也在这两个地方。合浦既是海上珠池采珠的“珠城”，又是孙权与曹操争夺的军事重地。从宝鼎三年(268年)至建衡三年(271年)的四年间，东吴与曹魏发生了四次争夺战事，都是以合浦为大本营，其中从海路攻击的有两次，没有雄厚的造船力量作支持，是不可能进行如此频繁的大规模战争的。
    南北朝时期，今北海市区内设置有盐田郡(见《壮族通史》上卷)，到了唐代又先后设置有珠池、罗城两县(见《旧唐书·地理》)。
    行政区域的设置，促进了北海造船业的加速发展。据《壮族科学技术史》一书记载，这时期合浦的造船业除了为捕鱼、采珠提供船只外，还造了大量的军用船艇。官府还征用这些船只去运送兵马粮草。这一时期的造船工艺中，应用了黏泥挤缝技术，即用橄榄树脂和棕榈丝混合在一起制成膏状，凿人船板缝中防漏。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记载有这一技术的应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则记有北海是橄榄脂的重要出口地，橄榄脂的应用是综合利用，是符合经济效益的。而《壮族通史》则认为，包括合浦在内的壮族造船技术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马援平息了交趾征侧叛乱后，率部北返时也把合浦的造船技术带回了中原。
    唐宋年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中心转移到了广州，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合浦造船业的发展。相反，作为交(州)广(州)海路，邕(州)交(州)通道，廉梧(州)水路，灵(渠)合(浦)通路的出海汇合地，在中原与南洋(东南亚)的交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门户和桥头堡作用，造船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船舶建造也向大规模转向，船的种类也趋向多样化，有江河中行驶的刳舟，有“越大海商贩皆用之”的藤舟，还有一种“木兰舟”。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这种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能够造出这样的大船，可见当时合浦造船业实力强大。元世祖为了加快征讨交趾的进程，在建立元王朝l5年时，即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其以八月会钦、廉州”(见《元史·世祖纪》)。
    湖广行省(行省中书是廉州路总管伯颜兼)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廉州。在半年时间内赶造出三百艘渡海作战的战舰，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力量，是在单靠人工劳作的一千多年前是难以想象，合浦造船业在当时不但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也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明代是合浦采珠业最为发达，也是最狂滥的时期。明嘉靖年间两广总督林富及其子廉州太守林兆珂在记述当时滥征狂采珍珠时提到，明弘治在廉州府大采珠，共动用的船舶达600多艘，被风浪打坏的采珠船只76艘，如此大规模的采珠船舶大集结，必须要有强大的造船业来支持。根据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为了适应合浦采珠作业的需要，当时还对采珠船进行了技术工艺改良，叫做“竹笆沉底”。这种工艺是“以铁为耩，最后木柱板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用“竹笆沉底”工艺改装后的采珠船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没水采珠”作业，为人身安全作业提供了保障。
    清代的造船业由于受到清王朝“禁海迁界”的限制，禁造载重500石以上的大船，但造船业并没有因此萎缩，而是化整为零，从地角至党江一带大小船厂星罗棋布。成百上千艘小型船舶罗列海岸，甚为壮观。《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中称北海(时属合浦，下同)本土渔业船队至少有500艘，而当时的北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官员则称北海造船业的发展状况“会使任何一位欧美的快艇制造商感动振奋。”清道光、咸丰年间，一种叫做“头艋”的大船进入北海，北海兴起了制造“头艋热”。这种头艋可载重300吨，最高时速可达9海里，头艋迅速成为北海造船业的拳头产品。民国八年(1919年)，北海商家发起建造机帆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购买外国柴油机，在高德建成了北海第一艘机帆船，这是合浦的造船业从古代传统制造进入现代科技发展的标志。
    合浦盐业的发展，不但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贸易中为数不多的，由政府掌控的“专卖”商品。
    合浦郡范围内曾设有盐田郡这个行政区域，时间是在南北朝南齐年间(479—502年)，至于盐田郡治址在何方?壮族通史》的考证是在今北海区东南。而民国版《合浦县志》则称，是因为南齐年间，合浦一带便有了煮海水制盐的生产。因此设盐田郡，管理盐民，征收盐税。《大清一统志》的注释是：盐田郡疑即五代的盐场县，在今合浦东南界。从上述引证中可知，起码在南北朝时期，合浦的盐业生产就有了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朝廷不会专     设盐田郡。同时，也证明今北海市区内设盐田郡的记录是准确的。古代以特产设置行政区是常见的，如合浦在三国时曾设珠官县，唐代增设珠池县，南汉时曾设媚川都，取“水怀珠而川媚”之意)，都是以特产定区域名，盐田郡的设置，见证了合浦古代产盐的历史。
    宋代曾任钦州教授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有一段话是描述合浦盐业生产及经营状况的：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官以牛东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凡请盐之州，日静江府、融、宜、邕、宾、横、柳、象、贵、郁林、昭、贺、梧、浔、容州，各以岁额来请。”从上述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合浦生产的海盐有两种运输方式：一是民间的，用人工挑抬走陆路到郁林州(州治在今贵港，古称布山)，很明显，这是带有走私性质的，因此书中记述“商人犯艰之”。二是官方专卖，先运到石康盐仓，然后“庶一水可散诸州”，这是水运。诸州即上述16个州，从这16州“各以岁额来请”的情况来看，当时的专卖程度已经非常规范。
    为控制海盐走私，唐以后制定了严厉的垄断措施，唐乾元六年(758)，专门设置了岭南巡院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可见官府对海盐专卖控制之严厉。
    宋代，朝廷对合浦海盐生产经营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元丰三年(1080年)，朝建规定合浦每年产盐3万石，以每石110市斤计，年产达1650吨，这是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了。
    这1650吨海盐要供应广西的19个州，而北宋时广西只有廉州府的白石和石康两个盐场。建炎年间(1127—1130年)，朝廷在廉州大量征集税盐买马，在这几年间，最高一年的征调廉盐200万斤专卖，用以卖马1500匹。在海盐供应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绍兴七年(1137年)，时属廉州府辖的钦州新开了白皮盐场。到了绍兴三十年(1160年)，廉州府“每岁纳盐货”已达3000吨。有必要说明的是，这3000吨是指令性计划，必须按时纳贡的。元明年间，基本沿袭了宋代的盐业制度，但因为战争频起，合浦的盐业生产受到破坏，盐田残损，产盐量低，盐贵奇缺，导致以海盐为供应源的19州中，经常出现了民不敢食盐、“十户九淡”的状况。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清代才逐渐得到恢复发展。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将白沙、白皮、白石三个盐场合并成立了白石场盐场。白石场盐场的辖区包括今北海、钦州、防城海域的生产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白石场辖区太广阔，朝廷又将之分为白石东场(合浦)，白石西场(钦、防)两个盐场。乾隆三十九年，两盐场的产量达2865吨，基本上恢复到宋代的产量，但此时广西人口剧增，海盐由宋代的基本自给(时每人每年消费量达2800克)，到了乾隆年间，合浦海盐的年产量2865吨，而年需求量却达17910吨，自给率仅为16．67％。合浦的海盐专卖局面愈加严峻，成为朝廷重点控制的特供产品，相关的措施制度也严厉近乎苛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廷给两广总督下了一道诏令：“以高州、廉州盐田已恢复，准南宁、太平、思恩三府食廉盐。”这是合浦地所产海盐“廉盐”专称的缘由。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朱批：“经高、廉二府私盐充斥，知府不能兼管，添设两广运使司运判官一员。”这个司运判官秩六品，驻合浦，级别比县太爷还高。乾隆元年(1736)清廷又规定：盐场附近贫苦百姓，年过50及15岁以下，无人供养者，准许可证每人每日卖盐50斤易米度日，但不得出盐场所在县界。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专门制订了两广盐法八条。
    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合浦设立了白石场盐署。到了道光、嘉庆两朝，对廉盐生产控制更严，多次行文严惩私盐，确保廉盐进入湖南市场。民国初年，合、钦、灵、防的所有盐场并入合浦白石场署统一管理，计有沙岗、竹林、公馆、平山、石头埠、犀牛脚、江平、企沙、乌泥、车板(今广东廉江境内)、榄子根等12个盐场，所产的盐由场署统一分配各埠销售。这是合浦盐业产区管辖范围最广的时期。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朝廷指令户部成立了盐埠公局，规定各盐场所产的盐，由盐埠公局统一支配，同时划定了各海盐销售的区域，不得相互交流，合浦所产的海盐沿袭称为“廉盐”，廉盐销售的范围、包装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各级官府不得权，违者严惩。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规定每包盐150市斤，各地的盐价统一由朝廷确定。合浦埠每小包1．7093两，河池埠每小包5．2617两。道光六年(1826年)，因私盐冲击，官盐积滞，影响岁入，朝廷开展了打击私盐的大整治，在广西、江苏、广东等沿海9个州府统一行动。第二年，又把合浦廉盐改为每包50市斤，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包装重量。
    合浦除了盐业生产之外，其他产业发展也较早，织造业就是其中之一。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是由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主编：史璠 执行副主编：范翔宇 本版连载文章未经著作人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