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但农耕的发展至明清时期才进入成熟期。主要原因是当地土著居民因历史上采珠业及海捕业的优势而不注重农耕，直至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清中期的太平天国之后，大量客家人迁入合浦境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技术和工具，也带来了多种农产品种子，有力地促进了农耕的全面发展。到清中后期，朝廷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发展农耕，多次以政府行为推动新品种的种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户部与工部联合提出“以赡国用”一折，要求全国各地根据土壤及气候条件“广种蚕桑、葡萄、棉花、甘蔗、竹、樟、橡、烟”。并特别表扬了广西及广东廉州府的引种成果。由此可知，今天合浦农业生产中的几大特产：甘蔗、蚕桑、烟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合浦农村大量种植，后因政策性停种蚕桑和烟叶)都是在此时发展起来的。
    现在合浦广为种植的芋头、小麦、三角麦、香菜、甜薯、芥菜、狗爪豆等农作物也是由客家人带入，经过清代的长期培育种植而发展起来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一些民俗风情也得以激活，合浦歌圩就是其中一种。
    合浦歌圩古已有之。青年男女在歌圩上以歌传情，互定婚配早成习俗。由于歌圩上的以歌传情是赤裸裸的情感表达，因此有许多优美的民歌流传下成为经典，特别是作为合浦山歌中“守本戏”、“老杨公”至今传唱不已。歌传情，歌为媒，这种毫无遮拦的情感表达，反映出民间艺人和歌手的创作才华之外，难免引起官府的反对和禁止。因此，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官府衙门下了一道禁令，严禁合浦歌圩上进行“互歌婚配”，违禁者将以“伤风化”处理，重者甚至被处以充军流放及至处死。
    当年合浦歌圩上“互歌婚配”是什么样的情形?“新买纸扇白又红，一边画凤一边龙。画龙画凤哥无想，单单想妹好姿容。”歌圩上的青年男子买了一把描凤画龙的纸扇，他在歌圩上寻寻觅觅，就是为了见到日思夜想的情人妹妹，要与情人妹妹“龙凤配”。而情人妹妹“互歌对答”更有意思：“鸭嘴无比鸡嘴尖，妹嘴无比哥嘴甜。妹想同哥亲只嘴，三年无用买油盐。”一边是“单单想妹好姿容”的急切心情，一边是“妹嘴无比哥嘴甜”的考虑犹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歌圩上相恋男女的心态。
    很明显，这种自由婚恋方式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
    歌圩上的情感表达又是热烈的，也许是这种情感表达最容易点燃青年男女心中的激情火花，因此，歌圩上的“互歌婚配”成功率也不会低。“蜘蛛牵网半边丝，无挂壁根无挂篱。挂篱挂壁有人见，挂在哥心无人知。”这是女主角“抱琵琶半遮面”的相思诉说。她对歌圩上结识的情郎的万般思念，就像蜘蛛网上的丝(思)，千丝万缕缠绕心头，却又怕别人知晓。而男主角的表述则是毫无遮拦的了：妹阿姨，阿哥相思你无知。月大思妹三十日，月小思妹了无期。”他直截了当呼唤着与情人相见：妹又回，三朝七日你要来。三朝七日来一趟，莫让大路上青苔。”这是多么急切的期待啊!三天七日的圩期，对这些热恋中的情人来说就是“了无期”的漫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敢于冲破传统的盲婚哑嫁，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事实上，这种歌圩上的“互配婚姻”是难以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接受的，官府的严禁措施就是因为有着广泛的家庭基础。
    古属百越族群，乌浒族群的聚居地之一就是在合浦。合浦“俗有四民”中的俚人、柴疍即是壮族。据《壮族通史》记述，至元明清时期，合浦依然是壮族人口的重要分布地区(如唐代廉州壮族人口为l3029人)。元明以后大量中原移民(客家人)迁徙定居岭南，进入合浦，才改变了合浦人口的民族结构。到了清代，合浦境内还有大量的壮、瑶族居民并有固定的壮、瑶田。乾隆十九年(1754年)二月，两广总督班第为解决合浦境内的壮瑶问题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广东合浦县永平司巡检地方，为瑶、壮出没之所。明成化年间，曾设有分守要隘之俍兵、瑶兵及供其耕食之田地。至本朝初年，尚存俍、瑶田l448亩”。由于这些专供壮、瑶人耕食之田地“多被诱骗典当”，这位两广总督建议朝廷订定章程，“如确贫不能守业者，只准本族，本地之俍、瑶承买，不得外售于民人”。由此可见当时合浦是汉、壮、瑶杂处而居，壮、瑶都有歌圩“互歌婚配”的民俗习惯，即使官府明文严禁也无法禁绝。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官府在合浦严禁歌圩“互歌婚配”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也得到了扩展，在与安南的关系上，廉州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合浦与越南(古称安南，嘉庆七年(1802年)安南国王向清廷纳贡请封，并请改安南为“南越”，嘉庆帝认为“南越”是两广古属，不准其以“南越”称之，准以“越南”(即南越之南)为名，并封阮福为越南国国王，越南”之称由此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唐代，朝廷在全国设置六大都护府，安南都护府是其中之一。此间由于安南境内战乱，安南都护府行营曾一度设置在廉州府。唐高骈就曾以安南都护的身份，坐镇廉州府城，这就是史称之为高骈海门屯兵。
    到了清代，合浦与安南的关系更加密切，除了经济贸易上的密切配合之外，人员往来也日益频繁，各方面的互补性也更加明显。如当时廉州府是北部湾沿海布防的重要军事基地，担负责着供应下四府(高雷廉琼)军需粮饷的任务，朝廷专门在廉州府城设置了战备粮库，今廉州镇上仓街，下仓街就因是当年战备粮库的仓储故名。由于这个缘故，廉州府的粮食供应波动很大，稍有灾害便会产生饥荒，因此，清廷不时采取从安南进口大米的措施     来抑制粮价，并明文规定，从安南进口大米至廉州府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如前所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清廷就规定，从安南进米至廉州府，每石纳税银仅二厘。低税率促使安南米大量进口，内地米价大减。
    因为合浦与安南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双方人员交流也成了平常事，于是就出了一件令官府头痛的事，那就是廉州府的商人到安南贸易时，不时有与安南女子相好并带回家中做妻子。而一些安南女子也不时随着商贸往来的船队来到廉州府后，就不再回去，留在当地寻觅如意情郎，自嫁自婚，加上当时廉州府境地有歌圩“互歌婚配”的民间习俗，一些安南女子往往也就借助歌圩去自觅夫婿，因此也就会有一些“伤风化”事情发生。于是，清廷雍正十年(1732年)在合浦严禁歌圩“互歌婚配”之后，乾隆九年(1744年)又明令廉州府全境禁止娶安南女子为妻。为了防止南安女子从陆地上私自跑来“互歌婚配”，清廷又令沿边界30里以内广种簕竹为隔离。
    除了经济、人员的往来，军事上的关系也是常密切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廉州府海防区内的白龙尾洋面上经常有海盗船三十余只集结在一起，海盗人数多至四五百。这些海盗船以涠洲岛为据点，以白龙尾岛一带洋面为抢劫地点。由于白龙尾岛距越南很近，廉州府水师一出动，这些海盗便退入邻近的越南红河口一带躲避，致使围剿无功。
    道光帝于是年十一月专门御批，谕两广总督卢坤“该处既与越南相连。可咨该国合力会剿”。卢坤遵照道光帝的喻示，与越南有关方面联系，联合采取会剿行动。于第二年三月，把这伙海盗逼至廉州湾海域，不但将经常在廉州冠头岭一带游弋作案的海盗头目林致云抓获，还生擒了越南国的头号巨盗阮保及随从70余名，由此“洋面肃清”(见《清实录·宣宗卷》)。到了光绪年间，廉州水师营的巡逻兵轮则将白龙尾纳入布防区域，定期巡逻，以保廉州海境平安。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对外商贸的重要通道。虽然自唐朝以后，合浦始发港的枢纽地位被广州、泉州等地所代替，但以合浦为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商品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虽然是从江苏的南京港、刘家港、福建的太平港起航，但其所走的航向基本上是沿汉代海上丝路的航线前进，因此，史称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鼎盛的时期。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虽然活跃，但仍然不时的受到来自朝廷的限制。如清廷为防止南明政权与台湾郑成功部队会师，为隔断天地会、太平天国军队的活动范围，多次实施严厉的‘海禁”，甚至把沿海五十里内的居民都迁入内地，并在“海禁”范围设置栏栅等。同时还严禁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输出铁具利器。对盐、大米等商品交易也屡次采取限制措施，使得本来就处于逆差劣势的合浦海丝路对外贸易更加举步维艰，严重地影响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发展。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商品中，还有一种值得特别一提的商品就是被史学家称之为“殖民主义者用炮弹送来的毒品—— — 鸦片”。殖民主义者自光绪三年(1877年)从北海口岸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将六担鸦片运入廉州府开始，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崩溃的37年间，殖民主义者通过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共“进口”鸦片10932担。这些鸦片之所以能通畅无阻地“进口”珠乡，毒害民众，一是当时的海关由殖民主义者把持；二是炮舰政策武力护送；三是把鸦片贴上“洋药”的标签。鸦片大量输入的后果是十分恶劣的。据当时的官府资料显示，廉州府(含北海)市民有2％以上吸食鸦片，官僚地痞中吸食鸦片者达50％。
    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短暂的复兴，与合浦的地理经济位置和军事地位关系极大。钦廉四属(合钦灵防)基本是古合浦郡或廉州府的辖地(钦州于光绪十四年升为直隶州时，清廷才拨灵山、防城归钦州管辖)，八属地区在历史上也不同程度曾经归属合浦郡辖。而八属联军的军事首脑或是合浦人，或与合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因此把合浦当作腹地。此外，在粤桂战争，讨伐八属军，国民革命军南征等重大战役中，合浦都处于交通枢纽，     战时兵力调动，粮草物资运输，大都是以合浦为中心，除了北海港、西门江、总江口、乾体港等交通要害部位被用驻军防地之外，南流江两岸更成了各路兵家争夺之地。如滇军攻廉州，八属军攻廉州、北海等战事，都是以抢占南流江上游为制高点。在讨伐邓本殷军事行动中，广州大元帅府还专门派出永丰舰运来军饷、弹药助战。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合浦经济的破坏，甚至是倒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刺激了合浦运输业的发展，在另一个角度上看，也促进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在廉州西门江码头一带，生意最兴旺红火的埠民街，就是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短暂兴盛的见证。当时，倚江沿岸而建的廉州埠民街全长达1550米，骑楼式近代建筑群最多时超过300幢，各种商号店铺200多间，其中以爆竹烟丝，糖饼店铺为主。如烟丝铺(厂)连片30余家，爆竹铺连片20多家，钦廉四属的商品几乎都是在这条埠民街上流转。而廉州城内以埠民街为主的商铺则发展至1200多间。一些大宗商品在钦廉四属形成垄断地位。如民国20年，廉州城内经营纱布业的商铺有29家，随后发展至44家，占全城商业额50％，米行商铺有80多户，几乎垄断了灵山、浦北(时属合浦)、钦州在廉州、北海的销售。水产行和柴木行则理所当然成为钦廉四属的集散中心。西门江上，终日是排艇穿梭，舟船争流，帆樯如林，热闹非凡。
    如果说西门江码头所在的廉州城是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江河经济的前沿辐射区，北海近代海运史的发展就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的伸延。北海港凭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之利，海运业起步早，对外贸易活跃，除了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的常规出口，其他特色土产交易也不断扩展，带动了海运贸易的发展。如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就有北海出口橄榄香的记载。《宋会要辑稿》一书则记述北海冠头岭是交(州)广(州)海路的重要集散港口。元朝在廉州府设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外国商船的管理和抽税。到了明代，又设置有盐务、珠池、河泊等管理机构，北海港的海运业务可以说是持续发展的。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倭寇入侵滋扰，郑成功部与清军的对抗，北海港一带海域成了主战场。据史籍记载，从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开始对广东沿海(时北海属广东廉州府)实行“近海禁私船”起，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禁海”，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解除“禁海”的150年间，北海成为军事港口。此后，海盗蜂起横行，北海又成为军事防御缉盗的重要基地。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帝下旨，谕广东沿海渔船出海实行连环保甲制，官府船队实行武装押运。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了清剿海盗为祸，道光帝下旨，要两广总督与越南合力在冠头岭至白龙尾一带海域围捕海盗。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清政府对英国宣战，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这也是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中国沿海门户的开始。北海的海运业在帝国主义的军舰冲击中开始了艰难的破茧之旅。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人开辟了北海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航班，至今整整走过了160年。这是北海人在炮声和硝烟中走向世界的一次创举，在北海近代海运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创举，不久便有了北海近代史上的第一条国际海运商业航线。
    咸丰元年(1851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建造的艋船从澳门首航北海，开辟了北海近代海运史上的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艋船也称“头艋”，是一种运输量较大的木帆船，载重量最大可达300吨。特别是北海尚未有开埠前，艋船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生产力的革新。随着葡萄牙商人这艘艋船来到北海，头艋”迅速在北海兴起并进入全盛阶段，在短短的十年间便发展至30余艘，成为北海海运的主力，同时也加快促进了其他航线的开辟。
    同治二年(1863年)，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同意增开湖北宜昌、浙江温州、安徽芜湖和广东北海四个口岸，作为英国船只停泊装卸货物的码头。
    这是英国商船在北海进行出口贸易的起端，北海口岸是被迫开放的，就是史书所称的“开埠”。同治二年的这次开放，实际上比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新历为1877年4月2日)的北海新关(海关)开办的“开埠”要早14年。同治十年(1871年)，广东     北海常关成立，清政府明文规定：凡为外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在北海或广州报关。两年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规定，以北海为总汇，设关征税。并在钦州、电白、石城(今廉江)、海康、吴川设立北海分卡，在钦州、防城设立北海稽查子卡。
    光绪三年北海新关开办后，海关的控制权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与此同时，西方海运业也加快了进入北海的步伐。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海南号”轮船开辟了北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线，客运、货运业务也同时开展。德、葡、日等国的客、货轮也接踵而来。中国招商局轮船也驶入北海港，加进北海海运队伍之列。
    是年，进出北海港的外国轮船已达286多艘次。航线伸延至海口、海防、香港。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北海港出现了专运出洋华工“卖猪仔”的外国轮船，每船几百人至千余人，第二年又有德国“威洛号”到北海贩运出洋华工，直达苏门答腊。这一条“卖猪仔”专线一直继续至宣统二年(1910年)，荷兰“共班娜号”轮船厂从苏门答腊搭载华工336人归国在北海上岸才告结束。
    光绪十六年(1890年)，法国、挪威等国轮船又开通北海航线，至此已有八个国家的轮船在北海开通了直达上海、香港、海口、海防、新加坡、苏门答腊六条航线，此后的十年间(至1899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共2322艘次，总吨位达116万吨，年平均230艘次。旅客出入人次为46294人。随着北海港海运能力的增强，知名度的提高，接着又有美国、荷兰、俄国的轮船公司开辟了到北海的新航线，北海的航线又伸延到上海、广州、台湾、缅甸，经北海中转的货物可以进入欧美市场。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00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十二年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已达3243艘次，吨位达221万吨。
    民国成立后，国内的一些轮船公司也着意发展北海的海运业务，一些大型轮船，如广南船厂的千吨海轮，安益公司的两艘985吨海轮，航商载重均为673吨的“海利”大司马”，也纷纷进入北海港。而北海本地的“头艋”船队也相应扩大，一些大型的三桅三帆，载重量达二三百吨的“头艋”普遍见用。而美国、法国等轮船公司的大型轮船也来到北海停泊，其中载重5000吨的美国太平洋航业公司的轮船也驶进北海港寄泊。民国开元至1919年的八年间，进出北海的外轮为408艘次，进出吨位17万吨，进出旅客人数5949人。北海港口成为一个国际港口。
    在合浦始发港内陆航线辐射带动，以及北海海运事业发展的拉动下，北海的土特产出口出现了一枝独秀的现象。1877年，北海海关新关开办，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北海开埠”以来，先后有多个国家在北海设立了领事馆，北海海关的控制权也全部落入外国人手中。自1877年至1949年间，先后轮换了48位海关税务司的官员中，只有五任税务司官员是中国人，这五任由中国人担任的税务司官员中有三任是代理的。五任加起来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北海的外贸控制权都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反映在贸易经营中的就是大量的工业品涌进来，大量的资源外流。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及常态化，大量的白银也随之流失。殖民主义者掠夺性的贸易手段，严重地压制了北海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利用控制海关的权力，疯狂地向北海倾销鸦片，从1877年至1916年的四十年间，经海关放行进入北海的鸦片数量就达12089．8担，没有列入海关统计的走私鸦片更是难计其数，而这些荼毒北海人民的鸦片全部都是用白花花的大银和陶瓷、丝绸、药材等贵重土特产换来的。
    在许多史籍资料记述中，北海市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北海市志·工业卷》中记述：(民国)18年，全市有家庭手工织布厂40多家：木织机60多台，从业者180人。”在一些史料中则记载有建于1919年的高德造船厂造出了机帆船，是北     海最早的机械化工厂。似乎北海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没有什么重大的项目，都是些手工作坊。其实有些方面如造船、电力、煤矿、木材加工等，北海是走在前列的。
    北海造船工业发展并不仅是以1919年高德船厂建成为标志。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中记称，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海的造船工业就具有相当规模，北海税务署为此还专门在造船工场集中的高德设立一个办事处来管理税收。
    当时高德一带的造船厂“在一个小湾上方，入口处由一大片沙洲护围着，办事处就建筑在沙洲，沙洲上还轻巧地用木棒或竹竿支起建了许多土棚子。
    通常也是在高德建造着数目庞大的大大小小的帆船，还有货船。”当时北海造船工业从实际出发已形成了“企业集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一队全副武装的绿营兵乘船往合浦石头埠，他们是奉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命，前往石头埠巡查的，主要任务是“隐抵法舰窥伺”。在此之前，法国军舰开抵冠头岭海面后，曾悄然的驶进铁山港“窥伺”，法国军舰要“窥伺”什么呢?就是石头埠的煤矿。法国人利用“永州教案”要挟清廷获取北海铁路建筑权失败后，又提出要“合办”石头埠煤矿。为此，谭钟麟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命令廉州府立即招聘200名工人，采取人工采煤的办法先行开矿，以绝法人觊觎”。于是就有清朝水师和法国军舰先后进入铁山港石头埠的场面。北海的采矿工业就是这样诞生的。
    石头埠煤矿的勘探规划早在光绪初年就开始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郑姓商人开始建设煤矿。光绪二十年(1894年)，御史钟德祥派员到石头埠实地勘探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朝廷称：“煤质甚佳”，建议朝廷采取免厘减税的办法开展招商合作开采。钟德祥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随即，又由商人合股对石头埠煤矿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据当时北海海关税务司二等帮办田三德描述，石头埠煤矿还请“洋师为之督工，刻已挖得油煤、石煤两种。闻说煤质尚佳，经外由外洋运机器到埠”。
    就在一切按部就班建设石头埠煤矿之际，法国人横插一脚，为了“以绝法人觊觎”，时任两广总督除了命令廉州府用人工开采之外，还报请朝廷拨银七万两，把石头埠煤矿改为官办。然而仓促之间，许多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头埠煤矿只好停办。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头埠煤矿改为商人合股，重新开工建设，并扩挖第二个井巷，还派人去香港购办新机器，这次挖出的煤炭“煤质易脆”且又不能燃烧。光绪二十五年(1903年)，经过了六年的坎坷之后，这个“按照外国水平建设”的石头埠煤矿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关闭了。
    与石头埠煤矿同时开工建设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还有设在高德的一个木材加工厂。这个木材加工厂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由中国商人集股公司投资建设的，这个公司名叫怡和公司(在一些史料中称怡和公司是英国商人的，也有称是美籍华人的，这里取《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的记录是中国商人集股公司)，在高德村建了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贮货场。锯木厂的全套设备都是从英国格拉斯哥市运来的。这套设备有垂直式锯木装置，能够自动地调节木板的厚度，并且能一次锯出12块木板条。设备的动力采取七马力的锅炉发电机提供。主要是生产船板、船龙骨和木桶用板，同时也生产黄包车的车轮盖板、车身等。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到越南和日本。工厂建成后每天开工12小时，雇佣工人20名，还是颇具规模的，也是北海最早的引进机械化设备生产的企业。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广府商人在北海的经商范围不断扩大，除了本土的棉布纺织业之外，又从印度等国家进口棉纱纺织棉布，手工织布业因此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这些手工织布都是中国传统工艺生产的，适宜于一家一户的生产需要，因此发展较快，迅速成为北海近代工业的主打产品。除了生产土布之外，也开始生产毛巾，每台机每天可生产3打(每打12块)毛巾，每打毛巾的加工费是15先(铜钱)。一台织布机一天可以织布4丈，每丈布的加工费是10先。一个家庭安装一台或几台织布机的家庭纺织作坊在北海已相当普通，成为市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起于近代北海的纺织业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业，至今算起已近百年。起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电力生产、晚清的皮革加工业在当时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是由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主编：史璠 执行副主编：范翔宇 本版连载文章未经著作人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