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动手撰写此文前很长时间，已有不少良师益友撰文和不少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对合浦是中国海上“丝路”最早起点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考虑到篇幅，在此仅举两例：
    一是颇具权威的国家级《人民画报》社，曾精心策划，用专题向中外读者介绍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路”，为此组成采访小组于1985年4月前往南亚、西亚和非洲一些国家采访，并结合史料在该刊同年第10～11期进行图文并茂的报道评述，体球网,足球比分网刊登一张在北海港拍摄的大帆船照片，套图标题是《海上“丝绸之路”》，题图下说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湾北海市的前身合浦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船就从这里驶向印度洋。⑽体球网,足球比分网还附有文昌塔下的汉代古墓、出土的大批从大秦(即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各国进口的陪葬品、合浦古海角亭大门等三张照片。它向全中国、全世界昭示：合浦是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起点。
    二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位于广州越秀山镇海楼)，都各在显眼的地方绘有一幅“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图上清楚地标明合浦为中国海上“丝路”的起点，这也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中国海上“丝路”的比较鉴别
    据媒体披露，至目前为止，都有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考证，称泉州、广州、合浦是海上“丝路”最早起点。有比较才能鉴别。哪些地方是“丝路”最早起点？在此作比较鉴别。
   泉州。1974年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船身残长24．2米，宽9米，船舱中还有香料、胡椒等。于是曾有学者提出泉州是中国海上“丝路”最早起点。但唐、宋以前的史籍尤其重要史籍并无记载。具有权威的由崔林涛(中共中央候补中委、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城市科研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理事长)任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并没有说泉州是海上“丝路”最早起点，只是说泉州海外通商在“唐代以后迅猛发展”，宋、元两代逐步发展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世界东方第一大港。⑾最近有学者认为泉州“到南宋时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海上商贸城”⑿。泉州是否海上“丝路”最早起点须臾可判。
   广州。2000年开始特别最近，广州多家报纸连续发表多篇新闻报道和专家学者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广州是中国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最早始发港”、“最早起点”等。但细读其文，除了不断地重复广州有光塔、镇海楼、南海神庙等海上“丝路”遗址和广州是2000年长盛不衰的港口以及唐、宋、 明、清时期广州海上商贸情况外，均没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比如，赵禄在《广州日报》发文《海上丝路最早起点》，文章开始说：“广州是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起点”⒀。拜读全文，讲的全是明、清以来广州海上商贸来往情况。显然要论证其为海上丝路最早起点不能自圆其说。顾涧清又在《广州日报》发文《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指出：“古代的番禺(今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⒁。文章提出两个证据：一是1757年(乾隆22年)广州十三行独揽全国的外贸。 二是广州外贸长盛不衰。顾文和赵文一样，要论证其为海上丝路最早起点均不能自圆其说。记者毛燕采访广州外贸史志主编、著名文吏学家陈伯坚教授，在《人民日报》  (华南新闻)发文《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肇端》，文章开始也说：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始发港和商品货物集散地的历史地位，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⒂。对“不容置疑”，笔者就提出四点质疑：一是缺乏历史依据。《汉书·地理志》作为海上“丝路”最早的记载，两次谈到出海港，都没有说到番禺(今广州)。依笔者之见，原因是当时广州不具备中国海上“丝路”最早起点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番禺地处东、北、西三江与南海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但秦汉时番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五岭山地山高路险，陆路交通尚未开发，五岭南、北坡河流未疏，交通受阻；加上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番禺被毁于一炬，至东汉建安22年(公元217年)吴交州刺吏步骘重建番禺城于广州这长达328年间，古代番禺之繁荣即告衰微，这些不能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严重制约了番禺经济继续发展和海上“丝路”最早开辟，使其地理位置潜在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秦汉时代，充其量番禺只能充当东南沿海一带贸易之港口。为此，有的专家学者经过充分论证后认为，秦汉时代，“南海的出航地点不在番禺，而在偏南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⒃。直到孙吴时，“航海口岸仍多在合浦或交趾”⒄。二是当今著名报刊不予认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只是说广州在唐开元29年公元741年)始置“蕃坊” (外国人侨居社区)，并设“蕃坊司”印蕃长进行管理，时有外国侨民12～20万人⒅。而没有说广州是海上“丝路”最早起点。上面谈到的《人民画报》1985年10～11期刊登由资深记者采访并详细报道的中国古代海上“丝路”，也没有提到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古今都不提广州是海上“丝路”最早起点，这不是巧合，而是史实的写照。须知，历史是不容随便改写的。三是对外贸易番禺不如合浦。东汉建安22年(公元217年)，步骘将交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开始重建番禺。但由于越城(番禺)的扩建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汉皇分庭抗礼）。而非由于经济的发展，故步骘只重修了尉佗旧治在甘溪(文溪）以西的部分。而甘溪以东的部分则没有重修，故交州城反比赵佗城为小”⒆。因此自南越建都番禺后，番禺地区政治经济只为以后广州城赖以发展的基础。“但在对外贸易上，番禺既不如合浦、徐闻、灭安阳王并东京湾西岸后，更不如交趾、九真。加以交趾、苍梧等地不断的发展，南越经济重心明显有西移之势。……广州地区之再次兴起，要到汉末建安年间孙权经营交州、步骘重建广州城以后才逐渐恢复”⒇。四是“丝路”遗址和“丝路”最早起点不能混为一谈。广州城内外确有光塔、莲花塔、琶州塔等“丝路”遗址，其功能也确是为贸易船舶导航。但这些塔不是建在秦汉，而是唐后各个时期。比如被大吹特吹的南海神庙，则建于隋朝，与秦汉相隔七、八百年，显然与海上“丝路”最早起点应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硬把这些后来才建的“丝路”遗址作为“丝路”最早起点的证据，明显是牵强附会。综上分析，广州是否海上“丝路”最早起点也不言而喻了。
   合浦。从最早记载海上“丝路”的《汉书·地理志》和大量史籍以及当今权威的论著记载，合浦作为海上“丝路”最早起点，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当时合浦具有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一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合浦地处南亚热带，是典型的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夏天偏凉，冬天偏暖，一年四季均可耕种，河流纵横，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这些都为发展南亚热带作物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合浦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南行直达东南亚、欧、非、美洲各国，比泉州、广州等东南沿海任何港口都近。二是河港海港独具优势。合浦是西江、北流江、南流江的出海口，占有河口港和海口港优势，成为河运和海运的交通枢纽，起到了江、海联运的作用。加上合浦东部有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北海冠头岭，阻风挡浪，是古代天然的良好港湾。三是经济腹地辽阔富庶。西江、北流江、南流江三江流经合浦出海，形成土地肥沃，特产丰富的富饶南流江三角洲。加上三江流域及其上游云、贵、川等内地是合浦海上“丝路”中、外层经济腹地，保证了合浦海上“丝路”货物供应。综观世界任何一个发达的贸易港，都与其经济腹地密切相关，腹地越辽阔，港口越充满活力，其地位越重要。自从秦时凿灵渠和桂门关后，沟通了长江与北部湾水系，中原经水路可快捷直达合浦，使合浦成为汉时最理想最南端的出海港、成为海上“丝路”最早起点和河运、海运中心顺理成章。四是合浦郡治迁合浦。东汉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合浦郡治在徐闻。由于古代合浦比徐闻经济发达、地理环境优越、以及对外海上交往的需要，东汉建武19年(公元43年)，合浦郡治由徐闻迁至合浦，从此，合浦如虎添翼，成为名符其实的岭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些都是其他城市无法与合浦比拟的。
   总之，合浦是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起点，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是不容改写的。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海上“丝路”研究中，合浦作为中国海上“丝路”最早起点“这一历史真相却长期被忽略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却长期被忽略了。
   纵观上述，合浦是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起点，不是狭隘的地域历史观，不是谋求提高地区知名度的做秀，更不是靠吹出来的牵强附会，而是以确凿史实为依据的，是站得住脚的，是经得起历史与现实考验的，且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多家之言的，现在是恢复长期被忽略了的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注：①⑿⒂⒇《人民日报》  (华南新闻)2001．3．8．13版；2000．6．14．16版；2000．6．14．16版；2001．3．4．10版
   ②③⑧⑨《北海日报》2001．2．26．3版、2001．3．5．3版、2001．3．12．3版；2001．3．21．3版； 2001．3．5．3版；2001．4．10．3版
   ④汉班固撰：《汉书·六志》(三)，中华书局，P1671，或戴逸主编《汉书全译》(二)贵州人民出版社，P1466-1467
   ⑤⑦乐远主编《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P4、P7；P7、P8、p1
   ⑥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 (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版，P277
   ⑩《人民画报》1985年第10期P2
⑾⒅崔林涛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下)，人民日报出版社 P1183；P1426
⒀⒁《广州日报》2001．5．6．B5版；2002．2．10．B4
⒃徐俊鸣等《广州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P55
⒄杨伯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⒆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羊城古今》，1988年第2期
1998年11月版，
⒇李华东《秦汉变局中之南越国》(台湾)，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1988年12月，第3集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科系教授)